神坛的背后疾病与政治领导(2)

疾病如何发挥作用

不论是手眼通天的政治领袖还是不文一名的小人物，在疾病面前谁都没有特权，唯一的区别是：小人物患病可能只关乎自己和亲人，政治领袖的疾病则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整个国家甚至人类历史。

严重的疾病往往能够削弱领导人的体力、耐力、情绪以及认知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疾病会消耗领导人的体力，使其在决策中难以集中注意力；第二，疾病可能会导致领导人情绪不稳定，影响其与下属的正常沟通，使决策趋于混乱；第三，在认知能力方面，一些疾病可能会增加领导人的认知障碍，弱化认知能力，影响其对价值和实用性的判别；第四，一部分受到疾病影响的领导人会出现抽象思维下降的情况，对事物的判断趋向于死板，非黑即白，也可能使领导人大脑灵敏度下降，偏见增多，变得固执；第五，治疗疾病所用的药物可能会带来一些无法控制的影响，如带来不正常的心理反应，改变人的情绪甚至影响判断力。部分领导人一度存在药物滥用问题，这严重影响到情绪的稳定，如罗伯特·安东尼·艾登服用安非他命上瘾、肯尼迪私人医生向其提供过量安非他命、希特勒多种药物上瘾等。

雅尔塔会议决定了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和列强之间战后的利益分配。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发现，决定世界秩序的三位领袖——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都是实实在在的“病夫”。罗斯福罹患阿尔瓦莱兹病已到晚期，斯大林患有高血压并存在一定的妄想症状，丘吉尔受到动脉硬化的困扰并在心理上有轻微抑郁，而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秩序，就在三位老者与其幕僚的闭门会谈中决定了。丘吉尔曾在《二战回忆录》中这样描写罗斯福乘专机到达雅尔塔的状况：“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这种病态的状况导致罗斯福在讨论中很难集中精力，工作人员会前为其准备的材料他也很少阅读；有时候还会出现神志不清的状况，判断力受到很大影响。他对未来世界抱有毫无由头的乐观，为了让斯大林赞同以“四国警察”（美、英、中、苏）维持世界战后秩序的设想，在东欧等问题上不断让步，孕育了“冷战”的苗头。他一厢情愿地选择相信斯大林：“如果我给出他所说我能给予的一切，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的话，出于礼貌，他将不会吞并任何东西，而接受与我一道，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奋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助推了斯大林的扩张野心，而雅尔塔会议“给了斯大林对刚从希特勒的统治下逃离出来的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无情掠夺的道德外衣”，纵容斯大林“从远东到东欧再到中东的无情侵略”。

机体的年龄与疾病风险往往成正比，正常情况下，机体的死亡从疾病开始，在疾病一点点加重的过程中，机体的运动能力、思考能力、认知能力、情绪能力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走向衰老的领导人身上往往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其影响力和权威走向顶峰，但是领导能力却在走下坡路。这种状况更有可能发生在领导人的年龄和任期年龄不受制约的国家，如有的学者认为“在非理智政治中的铁腕人物不为人知的疾病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轨迹”。

但是疾病最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般取决于领导人性格、其对疾病接受或否认程度与其对死亡的认识程度之间的互动，以及其心中荣誉的实现程度。

在威权体制下的国家，领导人的魅力对国家的走向甚至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奠基在个人魅力之上的权威无法被继承，一旦魅力型的领导死亡，新任领导人的合法性就需要重新建立，在重新建立权威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博弈有可能将国家带向混乱。放眼当今世界，魅力型领导人患病或死亡对一国政治造成冲击的例子比比皆是。伊朗巴列维国王曾有将伊朗带入现代化的梦想，1974年他被确诊患有巨球蛋白血症后，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不顾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关系恶化导致石油收入下降带来的冲击，强行推行“白色革命”，最终却给霍梅尼革命铺就了道路；铁托的铁腕统治是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的主要原因，在其死后留下政治真空，种族冲突使得国家走向四分五裂；卡里莫夫统治乌兹别克斯坦25年，2016年8月因脑溢血死亡，外界最担心的莫过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交接能否平稳进行。

也有一些威权型统治的国家，权力交接比较顺利，但前任领导人患病仍然对国家有很大震动，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逝世，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因病将权力交接给劳尔·卡斯特罗，最近日本天皇在演讲中暗示自己因疾病想提前退位引起日本民众的焦虑情绪，以及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因病宣布辞职震惊了教廷和国际社会，这些都说明疾病给魅力型领导带来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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