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广孝河清诗(2)

从以上材料中可知，元至正二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二年、永乐二年、永乐三年，这几年均发生了黄河清的现象。元至正二十年，此年姚广孝二十六岁，而永乐三年时，姚广孝已七十一岁，此间跨越了三十五年之久。仅以此为据，显然无法断定《河清诗》的具体创作年代。因此还需结合文中的内容以及姚广孝的生平去断定。

《河清诗》句末言：“微臣作颂献宸庭，万姓嵩呼手加额。”此句中的称谓极为特殊，姚广孝在诗中自称“微臣”，这就说明姚广孝虽是僧人，却已经被授予官职。而姚广孝为官的经历在《明史》中记载的很清楚。《明史》中记载：“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10](4079-4081)由此记载可知，“资善大夫”与“太子少师”皆为正二品的官阶，可见其在文官群体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姚广孝为官的经历。洪武十五前，姚广孝一直都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僧人，洪武十五年后，虽然赴北平主持庆寿寺，但并未被授予官职。直至朱棣称帝，姚广孝才真正的被授予官职。由此来看，姚广孝在《河清诗》中自称“微臣”，可见此诗一定作于永乐元年之后。在姚广孝的诗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称谓的变化。如姚广孝曾奉旨去考察北平的石经山并作《石经山》一文，序中言：“洪武二十一年，岁在戊辰，春正月二十一日余奉旨往观。”[10](p18)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此时距姚广孝赴北平已经有六年之久，但此诗中姚广孝虽是奉旨去考察，但他自称“余”而不是“微臣”。封建王制下，古人的品第制度尤为严苛，自我的称谓被严格的限制。以此为佐证，则《河清诗》作于永乐元年之后是可以肯定的。又从上文所列的关于黄河清的记载来看，则《河清诗》一定是作于永乐二年或永乐三年。

从上文记载来看，永乐二年的河清现象出现在十月十四、十二月二十九，永乐三年的河清现象出现在一月十八，从时间跨度推测，这三次河清现象可以看做是一次自然现象的延续。而且前两次河清现象出现的跨度仅一个多月，从信息的传达到诗文创作推测，姚广孝的《河清诗》更可能创作于永乐三年。而且当时与姚广孝同朝为官的重臣解缙、杨士奇等也皆为此时创作了诗文。如杨士奇作《河清赋》，其中言：“岁在?蒙。”[15](p355)“?蒙”为十干中的“乙”，而永乐三年正是乙酉年。由此来看，姚广孝的《河清诗》应该也作于永乐三年。

三、《河清诗》背后的历史意义

从上文的推断可知，《河清诗》应该作于永乐三年。明晰了此诗的创作时间，则上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可有着确切的答案，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推敲出作者创作此诗的真正目的。

(一)《河清诗》中所表达的政治理想

《河清诗》中言：“何似当今圣人出，飞龙在天沛天泽。”此句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意象——“圣人”与“飞龙”。“圣人”与“飞龙”相提并论，且此诗创作于永乐初年，可见姚广孝所言的“圣人”指的既不是儒家圣人，也不是佛家圣人，亦不是虚指或是泛指。与“飞龙”的含义相同，“圣人”所指的就是明成祖朱棣。事实上姚广孝就是借用封建迷信思想为朱棣王朝的合法性证明。

靖难之役中，朱棣击败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于公元1403年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永乐。这种换朝改制，从今人的视角来看，不过是一次十分常见的政权的内部斗争，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却被认为是谋权篡位、大逆不道。因此在永乐初年，朱棣政府就面临着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如《明史》中就记载了大儒方孝孺的事迹：“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10](p4019)此例有着极强的代表性，方孝孺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朱棣让其起草诏书，昭告天下，借方孝孺的名声去宣称其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但方孝孺宁死不屈，且出言不逊，朱棣盛怒之下诛其十族，此事件中亦有人数众多的文人受到牵连。由此可见，方孝孺对于朱棣王朝不合作的态度，代表着当时一部分文人甚至是大部分文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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