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广孝河清诗(3)

正因如此，当永乐二年出现了黄河清这一现象时，姚广孝作为当时的佛教的代表与文官大臣，作《河清诗》，借“黄河清，圣人生”的思想为朱棣王朝的合法性证明。

上文已经提及，与姚广孝有着相同做法的另有其人，较为著名的如解缙与杨士奇，此二人亦用“河清”作文章去赞颂成祖朱棣。如解缙《河清颂》中言：

“天洪河屡清，龙门之碣。昔在太祖，广运神武……即位纪元，龙门河清。应于明年，东夷始服。三陲接踵，如河奔趋。有赴无壅，我皇继统。永乐纪元，龙门河清。”[14](p612)

此段话中的描述也着实耐人寻味，解缙首先叙述的并非是成祖朱棣，而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的事迹，从“岁在辛丑”可知，其描述的正是元至正二十一年时的河清现象。与上文所引顾炎武之说类似，解缙也认为此次的河清现象预示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但此文论朱元璋的事迹并不是重点，其后又言:“永乐纪元，龙门河清。”显然他是将元至正二十一年发生的河清现象与永乐二年发生的河清现象进行了对比，以此强调朱棣王朝的合法性。

朱棣一朝的重臣杨士奇，也曾作赋去描述这一现象，其《河清赋》中言：

“其清为圣君之瑞……惟我皇继序太祖，道合羲轩，功隆舜禹，政教施乎万邦，德泽流于九土，斯河清之协应，岂偶然之故也？”[15](p356)

十分巧合的是，杨士奇与解缙的行文思路十分相似，也是先言太祖朱元璋，再言成祖朱棣。且杨士奇的叙述更为直接，其言：“惟我皇继序太祖……岂偶然之故也？”显然，他就是借河清现象在时间上的先后出现，去强调朱棣的正统地位。

今人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如李新宇先生就曾从明代辞赋的演变这一角度去考察永乐年间的辞赋写作，其言：“朱棣篡统之后极力寻求承天受命的各类标志，如郑和七下西洋带回的各种奇珍异宝，既是万国朝圣的有力证明，也是永乐登基大宝的天人感应。一时间辞赋创作内容皆是四方朝觐、献纳贡赋、国泰民安、福应尤盛。”[16]李新宇先生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李新宇先生只是从成祖朱棣这一层面去阐述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却没有注意到当时两大文人群体的对立。朱棣篡位是既定的事实，但当时文人阶层对其的态度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永乐初年的朱棣王朝，“文人”这一社会精英阶层，显然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种是类似于方孝孺这种，坚守传统礼制，拒不与朱棣政府合作的文人群体；另一种则是如姚广孝、解缙、杨士奇这种，承认朱棣政府，并努力宣传期其政府合法性的文人群体。文人群体的对立，就导致了反对朱棣政府的文人，默不发声，而支持朱棣政府的文人，借自然异象、奇珍异兽，用辞赋的形式去宣传政府的合法性，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今人很难去断言这两类文人群体的优劣对错，因为选择的不同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的理想与追求。总的来说，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解缙所作的《河清颂》以及杨士奇的《河清表》，有着极强的目的性及政治性，因此不能单一的从艺术这一层面去探究其价值，而是考量其背后的历史信息，从中去考察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选择及其整体风貌。

(二)文人情思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可以断定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为明成祖朱棣的合法性证明。但深入考量着篇诗文的行文方法以及具体内容，却发现在其文字的背后又透漏着姚广孝个人的理想与情感。

将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与解缙所作的《河清颂》、杨士奇的《河清表》对比，可以看出姚广孝的行文方式与其二者皆不相同。解缙与杨士奇皆是先叙述太祖朱元璋的事例，再用元至正二十一年与永乐二年两次河清事件的依次发生，去强调朱棣的合法地位。但姚广孝则不言太祖朱元璋，而直接用“圣人”与“飞龙”去描述朱棣。从表面来看，这似乎并无不妥，特别是“飞龙”这一意象，古来专指帝王。但“圣人”这一意象就十分微妙了，虽然“黄河清，圣人生”的思想，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解缙与杨士奇的诗赋中，皆未用“圣人”这一称谓，杨士奇的赋中仅用了“圣君”这一称谓。据《明史》记载：“二十三年，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10](p69)从此记载可知，朱棣并不以文出众，而是以武见长。显然，在解缙与杨士奇看来，儒家的“圣人”并不符合朱棣的身份。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 网址: http://www.zzyflzz.cn/qikandaodu/2021/0611/12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