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广孝河清诗(4)

而佛家所言的“圣人”，则更不符合朱棣的身份。《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中言：“‘圣人’一词，系取其佛教思想体系下之涵义，故与儒家意义之‘圣人’并不相同。在佛教内，‘圣人’是指证得圣智，在见道位以上之人。又称圣者、圣。”[16](p4811a)从此释义来看，佛家所言的“圣人”有着独特的含义，显然朱棣与佛家所言的“圣人”亦相去甚远。

从上文论述来看，无论是儒家“圣人”亦是佛家“圣人”都不符合朱棣的身份，那为何姚广孝还要用“圣人”去指代朱棣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歌颂或赞美朱棣吗？若是如此，这只能说明姚广孝不过是个深谙权谋之术的俗人罢了。但从其《河清诗》后文的论述来看，又并非如此。

《河清诗》中言：“有虞之世今复见，会看黄龙负图册。”值得注意的是“有虞之世今复见”句的含义。“有虞之世”指的就是“虞舜之世”，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从含义上来看，这样的言辞似乎并无不妥，但姚广孝居然用了“复见”一词。上文已知，解缙与杨士奇皆是先言太祖朱元璋再言成祖朱棣，这样的行文方式使得朱棣政权的合法性，借“黄河清”十分清晰的表达了出来。从自然的巧合出发，让常人无法质疑其言辞的权威性。而姚广孝所言“今复见”之意，显然已经将洪武一朝与永乐一朝割裂开来。由此推论，既然姚广孝言永乐一朝是“虞舜之世今复见”，那洪武一朝自然算不得“虞舜之世”。而姚广孝作《河清诗》时不过是永乐初年，显然他言“有虞之世今复见”，包含着他的两种情感：一是对洪武一朝的不认同；二是对永乐一朝国泰民安的期盼。由此论之，姚广孝言“圣人”，并不仅仅是谄媚之言，而是隐藏着着文人的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思。

关于姚广孝对于朱元璋的看法，限于其特殊的身份以及史料的缺失，如今很难知之甚详。今人仅能从遗留下来的文字中去推敲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商传先生就认为姚广孝助燕王起兵，就是源于洪武一朝，明太祖朱元璋对文人迫害，其言：“高启因文字至祸，于洪武七年腰斩而死……徐贲‘下狱瘐死’。王行受牵连于蓝玉案，父子同坐死……每当他思念故人时，常独自泪下。当他经过井径淮阴侯庙时，触景生情，不由发出了‘杀身惟恨汉高皇’的怨愤之声。”[15]高启、徐贲与杨基、张羽并称“吴中四杰”，加之王行，此五人皆为姚广孝的好友，其之间的交往事迹，交游唱和的诗文至今可见。遗憾的是，其五人都在洪武年间获罪致死。商传先生的此番言论，当然只是他的推测。《河清诗》写于靖难之役后，将“有虞之世今复见”句中包含的思想与商传先生的推测对比考察，则能从一个侧面为商传先生的论断提供较为有力的佐证。

由此可知，姚广孝作《河清诗》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目的，但与一般的应制之文不同，其中也包含着其深厚的文人情思。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高启的诗文，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巧合。高启曾做《黄河水》一诗去表达自己对太平盛世的期盼，诗言：

“旧传一清三千年 ,圣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一清一何少 ,吁嗟至治何由还。我愿河水年年清 ,圣人在上圣复生 ,千龄万代常太平。”[16]( p184)

此诗的创作时间暂无法断定，但不会晚于洪武七年(公元一三七四年)，《明史》载：“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10](p7328)洪武七年，高启被被腰斩于市，年仅三十九岁。姚广孝为高启好友，两人有着深厚的感情，高启还曾经为姚广孝的诗集作序，序中言：“因甚爱其诗，每退直还舍，辄卧读之不厌。”[1](p2604)而姚广孝传世的诗文中，也有多首与高启有关。《黄河水》中包含着高启对“有虞之世”的期盼，对“黄河清”的期盼。但直到高启被腰斩整整三十年后，永乐二年才出现“黄河清”。时年，姚广孝已七十岁。由此来看，姚广孝不言太祖朱元璋，将永乐与洪武割裂，而言“有虞之世今复见”，其中包含着姚广孝复杂的思想，其中或许就有着对当年好友渴望“有虞之世”的回应，以及对好友的思念。

四、结语

通过对于历代河清现象的考证，姚广孝所作的《河清诗》作于永乐初年，作为一篇应制诗，其主要目的并非是单纯的歌功颂德，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作为靖难功臣，佛教官方机构官职最高的大臣，燕王朱棣的支持者，面对当时部分文人排斥朱棣政权，与朱棣王朝拒不合作的情况下，借河清现象去强调朱棣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诗中又体现出姚广孝自我的感情倾向，即对朱元璋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朱棣王朝太平盛世的期盼。更为巧合的是，姚广孝的好友曾作《黄河水》一诗，渴望“黄河清”，呼唤安定太平盛世，但其至死而未见。当姚广孝已经七十岁时，一方面是新的王朝的建立，另一方面是“黄河清”现象的发生，或许此时复杂的感情自然会产生交织，才会发出“有虞之世今复见”这样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复杂感情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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