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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何以生产“政治” ——探究朗西埃的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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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指出：“正确的图像句子的美德就是并列句法的美德。这种句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蒙太奇。”[4]65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特有的手法，但是朗西埃将其运用扩大到更广泛的艺术形式中。在这里，朗西埃列举了左拉的小说《巴黎的肚子》（Le Ventre de Paris）的一个“蒙太奇”片段：主人公弗洛伦在巴黎熟食店内中制作猪血肠，期间他给小侄女讲述发生在圭亚那流放经历中野兽吃人的故事。帝国繁荣商店与南美荒僻野外，如同蒙太奇一般交替出现，句子的意义连续性遭遇断裂性图像的撞击。两件事情的并列并没有使他们被吸纳到同一套逻辑——“大型同意”（grand consentenment）中，因为左拉还安排了一个沉默的反驳者，即莫顿猫，它静观着事件的发生，它是整个蒙太奇操作中新添加的无序成分，但正是这种无关宏旨的元素的出场，感性在场与意义机制之间拉开了差距，艺术并列所致力的“不可估量性”与混乱材料的任意崩塌被区分开来，图像不再需要服从于文本，感性体验也不再服从于故事安排。这也就不难理解蒙太奇专属的电影图像的先锋性：电影可以自己创造世界，“电影的时代就是图像句子获得权力的时代，它辞退故事（les histoires），书写历史（l 'histoire），直接与故事和历史的‘外部’相连”[4]75。

总而言之，所有当代艺术图像都在做同一件事：跃出叙事序列，成为一个不断改变世界图景的“介入者”。

二、图像背后的艺术体制：构建新的审美共同体

通过描摹当代艺术图像的特征，我们是否可以归纳出图像接下来可能遭遇的命运？朗西埃的答案看似残酷地指向图像的终结。然而，按照思想界各种“终结论”的惯例，一提“某某的终结”必然引发纷争，然后仔细一看，却是断章取义的耸人听闻。“图像的终结”似乎也是如此，笔者认为，这里朗西埃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一种视觉性方面的艺术新变，图像不再是形象的载体，形象和意义的断裂使社会认同无法加诸图像之上，由此，图像脱离了文字附属品的二级地位。

根据朗西埃的论述，图像的终结其实标示的是一种艺术的历史计划，它存在两种方向：第一种是纯艺术，它与商品类的图像截然分离，艺术放弃了图像这种载体，成为思想直接实现自我满足的感性形式，朗西埃将洛依·福勒（Loie Fuller）的舞蹈作为典型，她“探索一种运动身体的艺术，跨越了传统的区分，不再一面分出造型艺术，来创作身体的影响，一面分出戏剧艺术，用身体来阐释文字”[5]118；另一种艺术计划则可以在同时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找到，以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电影为例，“它是一种自治的实践行为，它面对苏联生活的可感事实，从中取材、加以组织，构建形式，形成了一个新的可感世界的感知”[5]234，这种艺术消除图像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艺术程序就是生命的行动，艺术和劳动，甚至是劳动背后的政治都是同一件事情。这两种计划一个将艺术纯化、一个将艺术与生活混同，看似南辕北辙，其实无法完全分开，必须在两者的矛盾张力中辨识艺术图像的真正目标，即力图消除图像的中介性，使其不再作为现实的模仿、知识的载体、教育的方式，人们对图像的观看应该成为纯粹的享受。

可以看到，在图像转向的艺术计划之中，始终萦绕的是图像的等级问题：图像与文字的等级、图像与图像的等级、图像内可见物的等级。朗西埃反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确立的艺术再现的等级秩序，即图像是服从于文本的，服从于逼真性尺度，通过合理的因果逻辑激发起人们的共同情感，在朗西埃看来这是一种艺术的等级秩序，要打破这种等级，必须诉诸美学革命，“建立一种知识与无知、一种行动与受苦之间的同一性，把它作为艺术的真正定义”[4]157，废除图像的秩序，取消图像对文本的服从，实现从一种艺术体制向另外一种艺术体制的转变。

如何来理解“艺术体制”（Les Régimes de l’art）这个概念？根据朗西埃思想的英译者和研究者加布里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的总结：艺术体制是在三种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做和制作的方式、其在可见物方面的对应形式和对前两者的概念化方式[6]91。根据朗西埃的论述，存在三种艺术体制：影像的伦理体制（the ethical regime of images）、艺术的诗学/再现体制（the representative/poetic regime of art）和艺术的美学体制（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首先是影像的伦理体制（Le Régime éthique des images）。这个艺术体制的模型是由柏拉图提供的，“它是一个关于影像如何影响个人和群体道德的伦理存在”[6]21。按照柏拉图对“理想国”的建构，存在一种与城邦伦理紧密相关的影像分配，影像对现实的复制程度，以及它们对社会道德风气的营造，都是安排不同影像位置的根据。在这个体制中，真理的真实性是一切存在物的最高目标，而艺术本质都是拟象的，因此在这里，艺术是不自律的，它依附于神学，对神的形象的生产与禁止必须符合城邦的伦理要求。即使存在史诗、绘画、雕塑和悲喜剧等艺术形式，其实质依然是制作与行动的体现，而所有不符合城邦建设要求的艺术都是会被禁止的。艺术品只是真理的影子的影子，它们被包含在影像中，不同的艺术品根据自身的教化目标，提供给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道德教化，使其形成对城邦体系的知识共识，引导他们各安其位，绝不僭越。“这种伦理秩序不仅是一个共同体中诸种位置、职业和能力的井然有序的等级性体系，它也是对可视性、可想性、可能性的全面组织”[7]201，影像成为哲学家用来教化民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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