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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何以生产“政治” ——探究朗西埃的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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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影像的伦理体制中，艺术尚且不能够自立，因此朗西埃并没有花费过多笔墨进行讨论，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艺术的诗学/再现体制”（Le Régime représentatif de l’yart，the representative/poetic regime of art）上。这种体制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对柏拉图的“影像的伦理体制”的反驳。在再现体制中，艺术通过摹仿，确立了自身的核心原则，从道德、宗教等社会标准中挣脱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当然，艺术并非不加选择地复制全部现实，而是深层次地复制了社会框架和等级制度，按照现实社会对个体划分，根据真实性、适当性和一致性等原则来表现对象。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事物都有资格成为被再现的对象，按照社会等级，艺术必须如实地再现高下之分，其中只有那些高贵的人、英勇的人、拥有美好德行的人才值得表现。根据朗西埃说法，“这种体制之所以是‘诗学的’（poetic），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好的艺术方式，它确定了行动和制作的正确方式；而它之所以是‘再现的’（representative），因为它代表了人们行为、观看、评价的方式”[6]22。因此，在这个艺术体制中，图像的首要功能就是相像，相像服从于再现体制的三重束缚：首先是“言语可视性模式”，图像是对语言的补充，它将语言进行视觉化，实现了对可视物的分配；其次是“知识效果和感人法效果之间的关系调解”，再现体制以行动为核心，以绘画作为最典型的艺术图像，它应该讲述一个故事，而故事要符合因果逻辑；最后是“一种虚构所固有的合理性体制”，图像可以是虚构的，但是它必须要服从逼真性的内在标准，虚构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它符合可然性的要求。因此，在艺术的再现体制中，图像中可见物的分配与一般社会制度紧密相连，艺术服务于权力，共同建构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社会等级体系。

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两种艺术体制影响深远，但究其本质都充满了等级性的意图，而要想打破高低贵贱之别，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制——“艺术的审美体制”（Le Régime esthétique de l’yart），这是朗西埃最推崇的体制，它缘起于维柯和塞万提斯，是与法国大革命共生的美学革命所催生的艺术体制。这种体制与前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依靠行动和制作进行分工，而是依据感性力量——“艺术现象通过特别的感性体制进行识别，这种感性从普通关系中摆脱出来，并被异质力量所占领”，艺术的审美体制将艺术作品从特定的规则、阶层和流派中解放出来，艺术不再与社会权力共享相同的统治体系，而是“建立艺术的自主性和与其生命形式相关的身份形式”[6]23。艺术的审美体制着力促进全部主体的平等，让所有的人事物都有被看到的机会，“艺术，是作为一个独自的世界而存在，它欢迎任何事物的到来”[5]序言3。在这里，朗西埃的艺术观呈现出后现代的色彩，即以跨界性、大众化来突破艺术的自律性追求，而且朗西埃更进一步的是，他将艺术的社会特质推进到“平民性”的层面，艺术的自主性必须与平民立场相结合，只要一个人拥有感性力量，他就找到了参与艺术乃至于政治的入口。

在《美感论》中，朗西埃收录了14个与高雅艺术理念相违背的图像场景，他们以星群的模式全方位展现艺术的审美体制对人们感官力的改变：

一座残损的雕像，如何成为一件完美的作品；一幅贫民孩子的画像，如何达成一种理想的呈现；一群杂耍艺人的翻腾，如何飞入诗意的天空；一件家具，如何被尊为一座神庙；一道台阶，如何被塑为一个人物；一件补丁累累的工装，如何像是王子的羽衣；一张轻纱的旋回，如何暗示宇宙的源起；一段加速的蒙太奇，如何表达共产主义的可感现实。[5]序言4

这些场景都突破了传统的艺术边界，消除了艺术与日常经验的隔阂、不同艺术之间的边界以及各类艺术独有的特性。他们都遵循一个与再现体制断裂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从属于新的认知、情感和思考的艺术的审美体制。艺术的审美体制允许异质物的存在，不断刷新旧概念，把握新概念，并试图创造全新的图景，所以说，“审美的范式所形成的，是一个新的共同体，它让自由和平等的人们拥有他们本来的感性生活，它可以终结之前让人总以各种手段去求其目的的共同体”[5]序言8。在这里，可以明确把握“图像的终结”的指向：建立一个平等而自由的新审美共同体。

在考察三种艺术体制的流变时，我们很容易误解它们存在历史先后性，事实上，它们完全可能共存于同时代的作品中。朗西埃在很多论文中都论述过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里提到的两幅画：一幅画是小乞儿安静地大口咀嚼面包，而他的母亲在他的头上捉虱子；另外一幅画是衣衫褴褛的小乞儿高兴地吃葡萄和瓜，神态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按照时间来看，这两幅绘画属于古典时代，但是从感性的分配上来说，这两幅画完全符合审美的艺术体制，它以卑微而贫穷的乞儿为主角，却不表现他们的贫穷，也不暗示任何的社会不公与黑暗，而是呈现出两者“无所事事”的状态，它是对看的方式、做的方式，甚至于存在方式的一种扰乱，无所事事是与艺术的再现体系截然对立的一种状态。“这是对内化的实践原则与内化的实践原则之间、位置和资质之间、需要和欲求之间、无知和有知之间整套关系的内在扰乱”[7]204，由此可见，体制的划分本质依据是可感性的分配方式。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网址: http://www.zzyflzz.cn/qikandaodu/2020/1019/4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