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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何以生产“政治” ——探究朗西埃的政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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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consensus）和“歧义”（dissensus）是朗西埃政治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而共识产生治安，歧义产生政治，他们属于决定政治平等背后的感性体系。“政治的本质是歧义，歧义并非利益或观点之间的冲突。它表明了感性内部的缝隙。它使得没有理由被看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它将一个世界放置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8]38。“歧义”处理的是感性分配的问题，它让原本不处于相同时空的人通过艺术作品而相遇，获得了平等对话的机会，由此那些无分者借由异质性而被看见，进而让那个排除不可见者的治安体制的错误显现，进而崩塌，更加平等的制度获得建立。而从辩证蒙太奇到象征蒙太奇的演变，其最大的问题在于，神秘性的共存试图救赎批判性的撞击，歧义的逻辑被共识的逻辑所取代。朗西埃警惕这种情况：在当代艺术或者说当代政治的范畴内，歧义被和谐，共识上场，伦理体系、再现体系的幽灵重新回到人间，占据正统地位，而“政治的”（le politique）美学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平等与民主即刻死亡。

在当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图像？且看朗西埃对当代艺术中存在的三种图像的论述。

第一种是赤裸图像（image nue）。朗西埃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创造出来的图像，它是属于历史的图像，是拒绝任何解释的见证与还原。以1945年集中营的照片为例，这种对苦难的再现，在人与非人的边界上终止了所有的美学评价，它之所以能使观者感到痛苦，必须依靠个体原有的道德文化的教育背景，而一个野人是不会为此痛苦，因此这种图像所产生的感性依然是等级性的。这也就能理解朗西埃在《美学及其不满》（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中对利奥塔的“崇高美学”的批评，利奥塔主张见证奥斯维辛的受难，拒绝事后的故事编排与意义阐释，然而朗西埃认为他隔断了艺术与现实，反而默认了治安逻辑，成为一种共识性的艺术，显示了后现代艺术的伦理转向：“可以肯定的是，它通过推广今天以伦理为名的独特法律，实现了对美学和政治的共同压制”[10]，审美与政治的同构，正如伦理与治安的协同，后者以事先锚定的价值标准，拒绝前者对一切平等性的反思与追寻。

第二种是变质图像（image métamorphique）。变质图像实现了双重的变形，一方面取消图像的价值，中断它的媒介传播意图；另一方面，它要唤醒那些本无足轻重的日常用品的生命，寻找他们所蕴含的共同故事的力量，就在一减一增中，艺术世界和日常生活趋同。以博物馆中布置的广告图片为例，同样的图像因为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中而成为另外一个故事，日常的媒介信息被隔断，然而这种隔断太过于刻意，反而印证了图像对人们的控制，真正对图像流通的中断、派生和改变应该在任何地方发生。朗西埃批评道：“越是让展览空间中塞满日常生活和商业文化的对象和复制品，越是走向街道，自称干预社会，就越会陷入对自身效果的模仿中。因此，艺术有可能成为其所谓功效的拙劣模仿”[8]148，变形图像归根结底还是在重构一种共性。

第三种是直指图像（image ostensive）。这种图像强调原生在场，以应对传播中媒介对图像施加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介绍和评论图像的话语，将图像推上舞台的机构，使图像具有历史意义的知识”[4]30，在场本身中断了故事和话语的绵延性，体现了人们最当下的感性经验。朗西埃认为，直指图像是最能表现图像的当代辩证法的，这种在场是高度的感性在场的投身，以戈达尔的《电影史》为例，它提供了一个无限大的仓库，使得所有的电影、文本、照片、绘画都同时存在，并且将们进行随意组合，形成新的图像句子，在这个场域中所有的图像都进行着无限的交流，无论他们是否矛盾。只有直指图像倡导歧义，因为无限多的事物同时在场，不同的感性呈现方式、不同的意义感知方式、感知体制和个人身体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歧义和冲突，平等性只有在歧义和冲突中才能被证明。

事实上，共识和歧义两者本身就处于一个不断轮转循环的悖论中，在统一原则下，取消一个共同尺度是异质，取消所有的共同尺度，取消本身就会成为新的共同尺度，当当代艺术越发专注于消除共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共性，是一种新的共性。也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朗西埃政治美学的“激进性”。他的理论一直倡导一种介入的姿态，必须不断破坏既定秩序，才能形成有效的扰动，而一旦扰动静止，立刻会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一个可见物被现有的图像程序接受了，那么它马上就成为现有图像秩序的组成部分。如果革命因为成功而停止，它一定会建立新的制度，即使它翻转了原有的制度，它回到的依然是原来的统治思维，等级秩序和感性方式没有发生丝毫动摇，这就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治安体制，它与朝代更迭无关。所以，朗西埃采取最激进的态度，不断地让“无分者”进入世界的图景中，扰乱现有秩序，试图实现终极的平等和解放。然而，正如艺术的审美体制不断取消与其他活动的边界而颠覆再现体系的秩序，它同样存在取消艺术的风险；无休止的革命在推动平等自由的同时，也必然走向了无政府主义，所以巴迪欧批评朗西埃道：“他的政治永不结束，因为国家的多余部分是不可减的”[11]46。“五月风暴”是朗西埃思想的绝对底色，他惋惜于这场革命的迅速衰落与最终沉寂，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不停战斗，才能催生平等、民主、自由与解放。怀抱对平等的无限追求，才能对其激进思想持同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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