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两个口号”论争中的(3)

日本的竹内好称之为“回心”：“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7]竹内好进一步解释，“把文学看作对政治是无力的，这种自觉态度，并非自国民革命之际才有。在我的想象当中，这是在黑暗里决定了他回心的自我形成作用的反复，就像一根贯穿在他一生当中，使他在不停顿的每次脱皮之后都会回归过来的基轴。”[7]209在竹内好看来，这“回心之轴”使鲁迅一生处在政治与文学的交锋之地，“文学者鲁迅”一直在文学的无用与政治的有用之间彷徨。

早在加入左联之前，鲁迅就思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鲁迅看来，文学在本质上是“无用”的，并不能为政治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是“无用”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8]。作为启蒙者鲁迅，文学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行动，鲁迅文学与20世纪启蒙、革命和政治等一起，共同参与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

在参与社会转型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行动与现实的政治发生了复杂的纠葛与关联，在这样的关联中揭示了鲁迅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鲁迅通过文学启蒙民众，从国民精神的苏生和觉醒视角来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晚年谈到为何做小说，鲁迅仍然强调：“说起‘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9]在鲁迅看来，现代文学以启蒙民众和改良社会为其存在的前提，文学即是启蒙的有效方式，也是启蒙的存在基础，启蒙依赖于文学实践，这也是竹内好所提出的“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7]216的真意吧。

三、文学与反抗的政治

“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的是立足于“大众”的“反抗奴役”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10]，同时也是反抗黑暗和压迫的文学，昭示着“人”的觉醒。

在早期的文言论文中，鲁迅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1]的主张，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提到“真的人”，在鲁迅看来，人国的建立前提是人的觉醒。因此，从左翼文学视野来看，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来谈论的，大众的个体是有着“真的人”的理想身份。正如汪晖所说：“在鲁迅的文化哲学体系中，潜在地存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的感觉，一种力图从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的挣扎感，一种寻找人的真正归宿的激情”,因此鲁迅的文学寻求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变革，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及其与人类解放的关系”[12]63。左右鲁迅文学观念的不是政治革命和政党意志，而是人的解放。

沿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前，就赋予了其文学行动一种真正的左翼文化人所应具有的精神理想和文化心态，以及反抗任何形式的奴役的信念和决心。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在左联后期所表现出的对周扬为代表的左联领导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的反感和厌恶：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橫暴者。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13]

从鲁迅和周扬等人的冲突来看，是由于在左联内部(新的革命者)看到了奴役和压迫的文化政治结构，看到了历史的轮回。无论是对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历史轮回的警惕，还是对进化的信念，鲁迅始终保持了对人的精神的关注，汪晖认为在鲁迅与革命的关系中：“一方面使鲁迅在现实中对一切旧物的外部变革给以认真关注，从而不断地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政治性发展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又使鲁迅不可能舍弃对于‘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思索，因为它涉及了外部物质性变迁所难以变更的东西，也就是‘循环’‘轮回’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12]171不难看出，鲁迅对政治的理解始终是以能否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这样的政治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的。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 网址: http://www.zzyflzz.cn/qikandaodu/2021/0218/5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