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两个口号”论争中的(4)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文学的话语背后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谈到：“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14]115“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14]120“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14]120鲁迅文学的原初动机在于救亡，但在对救亡方案的探索和立人想象后，发现了文学的终极指向和价值，即促进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改变民众的精神和命运，鲁迅的文学想象可以说也是鲁迅的革命想象，文学与革命在这样的层面上契合了，“文学之终极精神立场的确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学认知与自我认知，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人文立场及其精神传承。”[15]真正的文学既不是“商的帮忙”，也不是“官的帮闲”，而是新精神的生发地和突破口，以及反抗压迫和绝望的行动。鲁迅及其文学与中国现实的大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凭着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实感来深化他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和危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文学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在与左联及周扬的交往中，他发现在新的组织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奴役和压迫。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就谈到了自我的直观感受：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16]

因此在如此难言的痛苦中，鲁迅坚持自己的反抗，对以周扬为代表的革命“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给予揭露和不屈的反抗，让其显露奴役压迫人的原型。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两个口号”论争才超越“宗派”和领导权之争彰显其社会历史意义，回到鲁迅文学的立人原点，即建立消除一切奴役和压迫的“人国”。

结语

“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思维方式和主体诉求上的分野体现了文学的政治和政治的文学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倾向性，同时体现了鲁迅对国民性中所体现的奴役和压迫的警惕，即他自己所说在左联中“橫站”的士兵的战斗。“两个口号”论争更突显了其“精神界战士”的特质和民族魂的形象。

在去世前不久写的《女吊》一文中，鲁迅谈到少年时期故乡绍兴的目连戏中“起殇”的情景和女吊复仇的快意，少年鲁迅曾在鬼戏中扮演过一名“义勇鬼”的角色：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的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掷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17]

终其一生，鲁迅一直在现代中国扮演着义勇鬼的角色，“荷戟独彷徨”，以如叉巨笔作武器，在暗夜里与形形色色的鬼魅以及“人面东西”进行作战。他拒绝一切天堂、地狱和未来的黄金世界而彷徨于无地；背负四千年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和赎罪的自觉，如同一个“过客”向“坟”的方向独自远行。道成肉身，反抗绝望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民族魂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传统)的塑造，成为“中国的良心”。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路标，其人其文使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成为参与历史和变革社会的现实存在。鲁迅文学的深度指向则是国人精神的现代转型，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蕴含的“鲁迅传统”最直观的体现。

[1] 冯雪峰.革命和知识阶级[A]∥冯雪峰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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