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两个口号”论争中的(5)

[2] 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A]∥胡风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572-573.

[3] 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4.

[4] 胡风.如果现在他还活着[A]∥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669.

[5]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A]∥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A]∥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10.

[7]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孙歌，编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119.

[8]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A]∥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2.

[9]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10]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A]∥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0.

[11] 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

[12] 汪晖.反抗绝望[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3]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A]∥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7-558.

[14]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A]∥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 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2.

[16] 鲁迅.致胡风[A]∥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3.

[17] 鲁迅.女吊[A]∥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9-642.

“左联”后期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在中国现代革命与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夹杂着左联解散、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左联内部复杂的人事纠葛等因素，使得“两个口号”论争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很长时间，牵涉到论争双方参与者的命运沉浮，并成为中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事件。以往的研究关注点往往从左联“宗派”和左翼“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其论争的缘由和影响，以及史料的辨析。这种研究对还原历史和探讨左翼文化当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对理解左联的发展演变乃至左翼文学思潮发展路径和历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文化意义。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场论争的双方都是围绕着“文学”而展开的，说到底，“两个口号”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秉持什么样的文学观问题，因此，本文拟从“文学”的视角来探讨“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根源，进而揭示鲁迅文学思想在左翼文化语境中丰富的现实价值内涵。一、“两个口号”与左联恩怨“两个口号”论争发生于1936年，即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周扬和鲁迅为代表的两派发起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1934年10月2日，周扬以“企”为笔名，在上海《大晚报》上发表《“国防文学”》，主要介绍当时苏联的一个创作流派“国防文学”，认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国防文学”就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由于左联内部人事矛盾没有爆发以及冯雪峰没有来到上海，因此口号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在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失去联络的背景下，周扬依据这些外界信息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作为左联文学创作方向。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次日来到鲁迅在上海的公寓。此前冯雪峰与鲁迅有过交往接触，1933年底冯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苏区，在苏区期间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鲁迅，后来参加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4月冯雪峰受张闻天派遣以特派员身份来到上海。据冯雪峰后来交代，他当年来上海主要执行四项任务：1.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2.向上海各界宣传党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3.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4.附带管一下上海文艺界的工作。其中两项与统一战线有关，文艺界是“附带管一管”。当1936年冯雪峰再次与鲁迅见面后，鲁迅便直接表达对周扬一伙的怨怒，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程，可以说是既受鲁迅影响又影响鲁迅的一个人。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诸君对鲁迅进行文章攻击，冯雪峰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批评了创造社等人对革命文学的错误认识，反对将鲁迅作为攻击的对象，认为“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1]这对当时陷入论争中的鲁迅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左联成立后，冯雪峰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冯雪峰始终站在鲁迅一边，彼此默契，互相支持，结下深厚的友谊。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毛泽东，热情向其介绍鲁迅，对毛泽东后来形成著名的鲁迅观起到重要作用。冯雪峰离开上海后，从日本回国的胡风在左联接替冯雪峰联系鲁迅的任务。虽然胡风很早就钦佩鲁迅的为文和为人，但真正接触鲁迅则是在左联时期，胡风很尊敬鲁迅，鲁迅也非常信任胡风，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鲁迅与胡风、冯雪峰三人被有宗派情绪的左联负责人视为“胡风派”，与“周扬派”对立，左联内部的这种宗派关系为论争埋下伏笔。周扬最初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鲁迅、胡风并没有对此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因此没有形成冲突。导致论争的原因是冯雪峰回到上海以后，从与鲁迅的谈话中知悉左联内部的不团结，左联不发宣言的解散，以及之前鲁迅在左联中被“边缘化”加深了鲁迅对周扬他们的愤懑。周扬当时作为左联实际领导，他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有许多歧义，鲁迅也对这个口号不满，促使冯雪峰打算另外提出一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最先将这个口号公之于众的是胡风，他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胡风提出新的口号后，周扬不明情况，由于之前的矛盾，认为胡风有意和他作对，遂发起反击，形成“两个口号”论争。虽然胡风率先撰文提出新的口号引起了论争，但这场论争背后的主要人物是冯雪峰。20世纪70年代胡风还在狱中，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全集》的要求写了一篇《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在涉及到“两个口号”问题时胡风谈到冯雪峰在鲁迅家提到“国防文学”口号问题：冯雪峰到上海当天我到鲁迅家就见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四天在鲁迅三楼后房谈话时，他说“国防文学”口号他觉得不好，从苏联刚回来(？)的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似的，要我另提一个，我就提了这个口号。第二天去时(他暂住鲁迅家)，他告诉我，周先生也同意了，叫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我当晚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拿给他看。第三天见到时，他还给我说，周先生也看了，说可以，叫我给什么地方发表出去。……提出时，我用的是“人民文学”(因日本用的“大众小说”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我避免用它)，但冯雪峰说我们用惯了，可以改成“大众文学”。其余他都同意，没有讨论，当晚他向鲁迅谈过，鲁迅同意了。第二天见到时他就叫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文章，他看过，他也给鲁迅看过，没有改动一个字。后来问题闹大了，周扬、夏衍们组织大围剿，冯雪峰才请鲁迅公开答复徐懋庸，并请鲁迅声明是鲁迅提的，请我写了文章。[2]胡风的回忆文字说明提出新口号完全是冯雪峰授意，写文章也是得到鲁迅的同意和肯定的。按照胡风的说法，他提出的是“民族解放战斗争的人民文学”，因为当时“一·二八”事变时瞿秋白和冯雪峰写文章时用过这个词。但冯雪峰认为现在强调统一战线，与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加上“大众”可以更鲜明地凸显阶级立场，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这样的解释基本符合鲁迅对左翼文学的观点。在口号的选择上也反映了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两种文学观的差异。因此撇开所谓左联期间各种人事纠纷的因素，他们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左翼文学”的理解和实践有着鲜明的不同立场。二、鲁迅文学的左翼想象鲁迅与周扬对关于什么是“左翼文学”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鲁迅主要从反抗压迫和“立人”的立场来看待文学的“启蒙”和“解放”的性质，涉及到文学与民众的关系。反观周扬，他主要从政治需要的角度看待文学，将现实的政治放在首位，文学只是作为政治实践的一种工具，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工具。这与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学观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早在日本时期，青年鲁迅选择弃医从文，意在通过文学来拯救处在危机中的民族。鲁迅文学发生的契机无疑来自其独特的文学观。对于鲁迅而言，解决中华民族现代转型的关键是个体的人的精神层面，让民众精神产生“内曜”，精神觉醒，从而振兴当时的中国。如何振兴促进个体精神的苏生，鲁迅想到文学：“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3]说到底，鲁迅文学始终与国民的启蒙与思想斗争联系在一起。正如胡风所说：“在落后的东方，特别是这落后的中国，启蒙的思想斗争总是在一种‘赶路’的过程上面，刚刚负起先锋的任务，同时也就引出了进一步的新的道路，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战士，得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不能只是急于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4]作为一位将启蒙作为目标的精神界战士，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契合了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的主潮，即文学的对象是劳苦大众，因此左翼文学运动的核心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5]240，并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5]241。鲁迅早年的“立人”理想的核心指向乃是为了国人的“新生”和人性的解放，后期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解丰富了其文学立人实践，“左转”的文学观为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因此从鲁迅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反观“两个口号”论争，其论争的实质并不是单纯的意气之争和领导权之争，而是涉及到鲁迅文学中一种内在精神和某种“不变”的永恒性，并且鲁迅文学这种内在的“文学精神”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学相契合的。早在1933年，瞿秋白首先提出鲁迅的“转变”：“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6]沿着瞿秋白关于鲁迅的“转变”说，值得追问的是，在鲁迅文学行动的不同时期，从早年的文学自觉到中期的小说自觉(《呐喊》《彷徨》时期)，再到后期的“杂文自觉”，其间一直贯穿着“不变”的东西或精神基点是什么？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者给出不一样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回心”说。日本的竹内好称之为“回心”：“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7]竹内好进一步解释，“把文学看作对政治是无力的，这种自觉态度，并非自国民革命之际才有。在我的想象当中，这是在黑暗里决定了他回心的自我形成作用的反复，就像一根贯穿在他一生当中，使他在不停顿的每次脱皮之后都会回归过来的基轴。”[7]209在竹内好看来，这“回心之轴”使鲁迅一生处在政治与文学的交锋之地，“文学者鲁迅”一直在文学的无用与政治的有用之间彷徨。早在加入左联之前，鲁迅就思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鲁迅看来，文学在本质上是“无用”的，并不能为政治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是“无用”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8]。作为启蒙者鲁迅，文学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行动，鲁迅文学与20世纪启蒙、革命和政治等一起，共同参与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在参与社会转型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行动与现实的政治发生了复杂的纠葛与关联，在这样的关联中揭示了鲁迅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鲁迅通过文学启蒙民众，从国民精神的苏生和觉醒视角来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晚年谈到为何做小说，鲁迅仍然强调：“说起‘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9]在鲁迅看来，现代文学以启蒙民众和改良社会为其存在的前提，文学即是启蒙的有效方式，也是启蒙的存在基础，启蒙依赖于文学实践，这也是竹内好所提出的“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7]216的真意吧。三、文学与反抗的政治“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的是立足于“大众”的“反抗奴役”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10]，同时也是反抗黑暗和压迫的文学，昭示着“人”的觉醒。在早期的文言论文中，鲁迅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1]的主张，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提到“真的人”，在鲁迅看来，人国的建立前提是人的觉醒。因此，从左翼文学视野来看，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来谈论的，大众的个体是有着“真的人”的理想身份。正如汪晖所说：“在鲁迅的文化哲学体系中，潜在地存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的感觉，一种力图从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的挣扎感，一种寻找人的真正归宿的激情”,因此鲁迅的文学寻求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变革，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及其与人类解放的关系”[12]63。左右鲁迅文学观念的不是政治革命和政党意志，而是人的解放。沿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前，就赋予了其文学行动一种真正的左翼文化人所应具有的精神理想和文化心态，以及反抗任何形式的奴役的信念和决心。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在左联后期所表现出的对周扬为代表的左联领导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的反感和厌恶：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橫暴者。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13]从鲁迅和周扬等人的冲突来看，是由于在左联内部(新的革命者)看到了奴役和压迫的文化政治结构，看到了历史的轮回。无论是对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历史轮回的警惕，还是对进化的信念，鲁迅始终保持了对人的精神的关注，汪晖认为在鲁迅与革命的关系中：“一方面使鲁迅在现实中对一切旧物的外部变革给以认真关注，从而不断地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政治性发展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又使鲁迅不可能舍弃对于‘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思索，因为它涉及了外部物质性变迁所难以变更的东西，也就是‘循环’‘轮回’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12]171不难看出，鲁迅对政治的理解始终是以能否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这样的政治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的。“两个口号”论争是在文学的话语背后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谈到：“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14]115“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14]120“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14]120鲁迅文学的原初动机在于救亡，但在对救亡方案的探索和立人想象后，发现了文学的终极指向和价值，即促进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改变民众的精神和命运，鲁迅的文学想象可以说也是鲁迅的革命想象，文学与革命在这样的层面上契合了，“文学之终极精神立场的确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学认知与自我认知，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人文立场及其精神传承。”[15]真正的文学既不是“商的帮忙”，也不是“官的帮闲”，而是新精神的生发地和突破口，以及反抗压迫和绝望的行动。鲁迅及其文学与中国现实的大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凭着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实感来深化他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和危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文学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在与左联及周扬的交往中，他发现在新的组织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奴役和压迫。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就谈到了自我的直观感受：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16]因此在如此难言的痛苦中，鲁迅坚持自己的反抗，对以周扬为代表的革命“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给予揭露和不屈的反抗，让其显露奴役压迫人的原型。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两个口号”论争才超越“宗派”和领导权之争彰显其社会历史意义，回到鲁迅文学的立人原点，即建立消除一切奴役和压迫的“人国”。结语“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思维方式和主体诉求上的分野体现了文学的政治和政治的文学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倾向性，同时体现了鲁迅对国民性中所体现的奴役和压迫的警惕，即他自己所说在左联中“橫站”的士兵的战斗。“两个口号”论争更突显了其“精神界战士”的特质和民族魂的形象。在去世前不久写的《女吊》一文中，鲁迅谈到少年时期故乡绍兴的目连戏中“起殇”的情景和女吊复仇的快意，少年鲁迅曾在鬼戏中扮演过一名“义勇鬼”的角色：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的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掷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17]终其一生，鲁迅一直在现代中国扮演着义勇鬼的角色，“荷戟独彷徨”，以如叉巨笔作武器，在暗夜里与形形色色的鬼魅以及“人面东西”进行作战。他拒绝一切天堂、地狱和未来的黄金世界而彷徨于无地；背负四千年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和赎罪的自觉，如同一个“过客”向“坟”的方向独自远行。道成肉身，反抗绝望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民族魂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传统)的塑造，成为“中国的良心”。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路标，其人其文使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成为参与历史和变革社会的现实存在。鲁迅文学的深度指向则是国人精神的现代转型，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蕴含的“鲁迅传统”最直观的体现。参考文献：[1] 冯雪峰.革命和知识阶级[A]∥冯雪峰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2] 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A]∥胡风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572-573.[3] 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4.[4] 胡风.如果现在他还活着[A]∥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669.[5]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A]∥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 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A]∥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10.[7]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孙歌，编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119.[8]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A]∥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2.[9]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10]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A]∥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0.[11] 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12] 汪晖.反抗绝望[M].北京：三联书店，2008.[13]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A]∥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7-558.[14]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A]∥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 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2.[16] 鲁迅.致胡风[A]∥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3.[17] 鲁迅.女吊[A]∥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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