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与政治的良性发展

长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为学术界争论不休。作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评论所关注的不仅是文艺作品、文艺创作者及文艺活动本身，还有它们背后的所有人类活动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其中当然包括政治。中国当代文艺评论是实现文艺工作思想的重要方法，主要通过具体的评论活动来影响文艺创作。其与政治的关系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学界对此的讨论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对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才能走向科学与客观，才能助力文艺评论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构建自成一格的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

审视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可以发现，有时政治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文艺评论，有时文艺评论极力疏离政治，有时政治又引导文艺评论健康发展。无论如何，政治与文艺评论终究无法彻底剥离开来。从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发展历程来看，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国家意志常常深度介入文艺评论，并主导其话语形态与价值取向；而文艺评论又为政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文化力量，对一些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只有正确认识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才是文艺评论与政治发展成熟的表现。总的来看，中国当代文艺评论总是围绕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延安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对文艺的“人民性”的强调。可以说，“人民性”即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政治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到，政治与文艺评论的关系并非对立的，也不是从属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以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为历史节点，可从三个阶段来看待文艺评论与政治相互博弈、良性互动并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

一、从对接延安传统到过度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文艺评论也面临着价值重估，亟须统一思想和发展方向。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起点应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又称“第一次文代会”)确认了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新的文艺方向，而这一方向正是源自对《延安讲话》精神的全面继承。在这次大会上，周扬提出：“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p24)这一观点也是对《延安讲话》“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的继承和发展。这次大会的精神很快在全国文艺界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激发了文艺评论的实践热情，推动了新中国文艺评论事业的稳步发展。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被确定下来，为文艺评论营造了开放宽松的文化氛围；1958年周扬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2]为文艺评论指明了理论发展方向；1964年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被确立为方针，为文艺评论开拓了新局面。这些方针政策都对文艺评论的迅速繁荣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艺评论备受重视，主要由于其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文艺工作者对于新文艺的创作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而社会上也有些人还困于旧立场、旧观念、旧趣味之中，未能自觉并及时地转变思想，进而投入新中国建设中去。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诉求下，文艺评论必须积极介入对政治方向有所偏差的文艺作品的纠偏。在文艺政策和文艺评论的正面引导下，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体现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当‘政权体制’需要从‘自然疆域(本有属性)’与‘民族特质(历史延续)’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时，‘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就常常会以‘大家庭想象’式的样态得到呈现，比如梁斌的《红旗谱》和柳青的《创业史》”。[3]由此，“政治”渐渐成为文艺评论的中心词，“新的人民的文艺”不断得到强化。在《延安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评论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迅速统一了社会各界的思想，发扬了新文艺伟大变革的时代精神，取得了良好成效。

受苏联文艺理论和具有浓郁政治倾向性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一段时间内，文艺评论的标准越来越强调政治而弱化了艺术。文艺评论界坚持了毛主席“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教导，在评论文艺作品时，无论古今中外，多以“革命”“进步”“阶级性”“反帝反封建”等为主要标准。后来，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左”的思想逐渐影响了文艺评论的标准，文艺评论越来越重视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片面强调政治标准而忽视了艺术标准，走向过度政治化乃至激进化。后来有学者总结：“文艺界在‘十七年’时期兴盛起来的‘战歌’批评模式，其理论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规训。这样的批评模式一旦蔓延开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一场灾难，而是一场文化的劫难。”[4]“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文论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皆能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其后的‘文革’十年，这种统一性被破坏，社会实践发展出现了偏差，文论发展也出现了偏差，意识形态性被当成文艺的唯一特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文艺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务。”[5]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原本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演变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艺评论几乎以否定性批评为主，片面强调“文艺批评的战斗性”，甚至一度沦为“四人帮”操弄“阴谋政治”的工具，动辄上纲上线，以达到政治目的。学界后来对这一现象有了深刻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这一局面是由于对《延安讲话》的片面化、歪曲化解读而造成的，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从属性，导致了文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弱化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严重影响了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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