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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与政治的良性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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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细节已为不少学者所注意：“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艺批评’的使用比‘文艺评论’更加普遍。改革开放之后，‘文艺评论’被较多地使用，特别是在党政文件中，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律使用‘文艺评论’的局面。”[6]从“文艺批评”到“文艺评论”，两个词语在概念上基本没有区别，但在使用上的微妙变化，暗含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界对“文艺批评”曾经的过度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反拨。

二、文艺思想解放与政治化的理性回归

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时间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中国发生了重要历史转折，文艺工作也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7](p213)他还纠正了之前一个时期对《延安讲话》的错误理解，重新重视了文艺的艺术规律和自主性：“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7](p210)与此同时，党调整了文艺方针政策。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些政策层面的调整“是对过去把文艺与政治关系过分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的一种拨乱反正，为文艺思想解放奠定了政策基础”。[8]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政治对艺术发挥了正面作用，也极大地激发了文学评论的活力，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由此，文艺评论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前沿，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文艺评论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政治的一定的疏离，从“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开始，举起‘大写的人’的旗号，张扬启蒙与人性的解放，为‘新时期’文学反映历史、反映现实、表现人的尊严和精神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并给予富有时代感的阐发”。[9]不少文艺评论发出“纯文学”“纯艺术”的口号，要求文艺“回到自身”。文艺创作中，“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热潮接连涌现，与“现实主义文学热”交集融汇，形成了新的文艺气象，也向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思考。如“朦胧诗”的兴起与“三个崛起”论的出现，引导了文艺创作与评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虽然当时的讨论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仍然以巨大的冲击力更新了人们对审美本质的认识，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清除了理论障碍。与此同时，学界也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图谱中围绕文艺评论进行创新性地阐发，其标志性理论创新就是“把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以及1859 年就《济金根》问题致拉萨尔的信中所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阐释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力图通过这种追本溯源的方式来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向度与价值取向”。[10]这可谓是文艺评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1983年3月16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把相关讨论推向高潮，虽然引起一些争议，但关于人道主义讨论等思想解放的理论热情仍得以继续释放。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各界观念林立，方法盛行，理论话题不断转换，文艺界也掀起人性论、主体论、本体论、系统论、价值论等学术争鸣。尤其是1985年被称为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年”，方法论热达到高潮，文艺评论在理论上走向具体观念的创新建构。这些争鸣与讨论为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法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为文艺评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表现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投身文艺评论，以学术理论为根基的学院批评开始兴起，并渐渐发展壮大，成为文艺评论的主流。然而，热潮之下有些人对理论的消化吸收不够完全，也存在一些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现象。特别令人反思的是，一些错误思潮随着激荡的时代风气开始蔓延泛滥，尤其是大量西方文艺评论术语被极力强调和滥用，一些人完全否定文艺评论的政治性，否定当时文艺评论的所有政治表达。这股错误思潮一度引发了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趋于紧张，文艺评论界随之发生了分歧。“一方面，有的文艺批评家为自由化思潮推波助澜，充当着超出批评范围的极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富有责任感的文艺批评家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11]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消除了杂音，把正了方向，再次统一了全社会的认识。文艺评论也在反思中重新找准位置，厘清了与政治的关系，走上更加理性有序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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