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与政治的良性发展(3)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评论一开始力求将基本标准建立在文艺的艺术标准上，试图弱化政治标准，脱离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然而，在与政治反复博弈之后，文艺评论的政治性终究是不能被剥离和忽视的存在。“现实本身其实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坚持社会责任和代言身份的作家，自然要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来赋予现实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12]作家与作品不可能脱离现实，即使标举个人化、独立性、“纯文学”，这仍然是一种政治表态。于是，到20世纪末，回归理性的文艺评论出现了重返意识形态的转向，并走向文化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开始潜心研究“文学政治学”“艺术政治学”“文艺政治学”，重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此时，文艺评论界逐渐达成共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13](p247)正如《延安讲话》中所说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形式的文艺评论都无法回避政治因素的影响，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艺评论中政治始终在场。这一共识的达成，一方面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论的理论建构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丰富和完善，有了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人们对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世界思潮有一定关系。“20世纪被形容为‘批评的时代’，批评家的阐释拥有令人瞩目的思想能量。许多阐释甚至汇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14]象征主义、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批评流派兴起并传入中国，助推中国文艺评论在理论上的新突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文艺评论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面对商品化浪潮的席卷和消费文化的侵入，文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尖锐，文艺评论一度失去了思想的锋芒，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大行其道，严重损害了文艺评论的声誉和价值。对这一病态现象的批判不绝于耳，然而现实中的文艺评论始终难以抵抗市场的冲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行其道，媚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不断冲击着文艺评论的立场与原则，把文艺评论变成赚钱、享乐的工具。一些学者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后，也进一步确认了文艺评论重新政治化的必要性：“文艺与政治的系统性交织和渗透的更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它们在人性和历史大系统中共在并存，因此必然要以人性和历史为根本中介而相互影响。”[15](p7)“我们今天重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表明文艺与政治不可能是绝缘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作家的公民意识，使文艺重新回到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正道上来，从而使文艺通过参与社会变革、推进社会进步来实现自己存在的真正的价值。”[16]文艺评论的重新政治化正是对错误思潮的理性反拨，体现了对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抵制和纠偏，对政治也有校正和调节的作用。而政治所体现的理性因素，提示着人们警惕并反思文艺现象中的内在政治品格的消解、娱乐霸权及其负面作用。

与政治的和解，为文艺评论打开了巨大的文化空间，使得文艺评论走向多元和丰富。从这一时期开始，文艺评论的理论生产有了显著突破和进展，广泛吸收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下全面认识文艺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一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延续至今，为文艺评论不断开拓新局面持续提供能量。

三、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导向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了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艺界肩负着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使命。对于文艺评论而言，构建自成一格的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

2014年5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正式成立。同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次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发布。近年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等重要场合都对文艺评论做了重要指示，明确了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要求。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将文艺工作提到了新高度，为文艺评论创造了良好环境，也显示了文艺评论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的新定位。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强调，也是源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域特别是文艺界暴露了不少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文艺讲话》)概括，就是文艺工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17](p10)这些问题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多元化发展后就出现的，虽然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和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和扭转。随着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变化，文艺评论的纷繁乱象甚至对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些乱象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一些优秀的有理论深度的文艺批评总是被淹没于众多话语鼓噪声中，而难以起到引导的作用；另一种是文艺批评的较高形态与较低形态总因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难以出现文艺批评的更高形态取代较低形态的趋势或局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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