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与政治的良性发展(6)

[20]马 琳.在文化自信中建构本土评论话语体系——第二届中国文艺评论年会综述[J].中国文艺评论.2017(2)：112.

长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为学术界争论不休。作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评论所关注的不仅是文艺作品、文艺创作者及文艺活动本身，还有它们背后的所有人类活动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其中当然包括政治。中国当代文艺评论是实现文艺工作思想的重要方法，主要通过具体的评论活动来影响文艺创作。其与政治的关系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学界对此的讨论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对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才能走向科学与客观，才能助力文艺评论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构建自成一格的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审视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可以发现，有时政治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文艺评论，有时文艺评论极力疏离政治，有时政治又引导文艺评论健康发展。无论如何，政治与文艺评论终究无法彻底剥离开来。从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发展历程来看，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国家意志常常深度介入文艺评论，并主导其话语形态与价值取向；而文艺评论又为政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文化力量，对一些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只有正确认识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才是文艺评论与政治发展成熟的表现。总的来看，中国当代文艺评论总是围绕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延安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对文艺的“人民性”的强调。可以说，“人民性”即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政治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到，政治与文艺评论的关系并非对立的，也不是从属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以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为历史节点，可从三个阶段来看待文艺评论与政治相互博弈、良性互动并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一、从对接延安传统到过度政治化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文艺评论也面临着价值重估，亟须统一思想和发展方向。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起点应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又称“第一次文代会”)确认了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新的文艺方向，而这一方向正是源自对《延安讲话》精神的全面继承。在这次大会上，周扬提出：“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p24)这一观点也是对《延安讲话》“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的继承和发展。这次大会的精神很快在全国文艺界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激发了文艺评论的实践热情，推动了新中国文艺评论事业的稳步发展。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被确定下来，为文艺评论营造了开放宽松的文化氛围；1958年周扬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2]为文艺评论指明了理论发展方向；1964年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被确立为方针，为文艺评论开拓了新局面。这些方针政策都对文艺评论的迅速繁荣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文艺评论备受重视，主要由于其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文艺工作者对于新文艺的创作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而社会上也有些人还困于旧立场、旧观念、旧趣味之中，未能自觉并及时地转变思想，进而投入新中国建设中去。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诉求下，文艺评论必须积极介入对政治方向有所偏差的文艺作品的纠偏。在文艺政策和文艺评论的正面引导下，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体现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当‘政权体制’需要从‘自然疆域(本有属性)’与‘民族特质(历史延续)’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时，‘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就常常会以‘大家庭想象’式的样态得到呈现，比如梁斌的《红旗谱》和柳青的《创业史》”。[3]由此，“政治”渐渐成为文艺评论的中心词，“新的人民的文艺”不断得到强化。在《延安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评论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迅速统一了社会各界的思想，发扬了新文艺伟大变革的时代精神，取得了良好成效。受苏联文艺理论和具有浓郁政治倾向性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一段时间内，文艺评论的标准越来越强调政治而弱化了艺术。文艺评论界坚持了毛主席“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教导，在评论文艺作品时，无论古今中外，多以“革命”“进步”“阶级性”“反帝反封建”等为主要标准。后来，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左”的思想逐渐影响了文艺评论的标准，文艺评论越来越重视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片面强调政治标准而忽视了艺术标准，走向过度政治化乃至激进化。后来有学者总结：“文艺界在‘十七年’时期兴盛起来的‘战歌’批评模式，其理论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规训。这样的批评模式一旦蔓延开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一场灾难，而是一场文化的劫难。”[4]“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文论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皆能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其后的‘文革’十年，这种统一性被破坏，社会实践发展出现了偏差，文论发展也出现了偏差，意识形态性被当成文艺的唯一特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文艺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务。”[5]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原本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演变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艺评论几乎以否定性批评为主，片面强调“文艺批评的战斗性”，甚至一度沦为“四人帮”操弄“阴谋政治”的工具，动辄上纲上线，以达到政治目的。学界后来对这一现象有了深刻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这一局面是由于对《延安讲话》的片面化、歪曲化解读而造成的，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从属性，导致了文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弱化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严重影响了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细节已为不少学者所注意：“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艺批评’的使用比‘文艺评论’更加普遍。改革开放之后，‘文艺评论’被较多地使用，特别是在党政文件中，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律使用‘文艺评论’的局面。”[6]从“文艺批评”到“文艺评论”，两个词语在概念上基本没有区别，但在使用上的微妙变化，暗含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界对“文艺批评”曾经的过度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反拨。二、文艺思想解放与政治化的理性回归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时间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中国发生了重要历史转折，文艺工作也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7](p213)他还纠正了之前一个时期对《延安讲话》的错误理解，重新重视了文艺的艺术规律和自主性：“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7](p210)与此同时，党调整了文艺方针政策。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些政策层面的调整“是对过去把文艺与政治关系过分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的一种拨乱反正，为文艺思想解放奠定了政策基础”。[8]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政治对艺术发挥了正面作用，也极大地激发了文学评论的活力，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由此，文艺评论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前沿，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文艺评论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政治的一定的疏离，从“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开始，举起‘大写的人’的旗号，张扬启蒙与人性的解放，为‘新时期’文学反映历史、反映现实、表现人的尊严和精神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并给予富有时代感的阐发”。[9]不少文艺评论发出“纯文学”“纯艺术”的口号，要求文艺“回到自身”。文艺创作中，“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热潮接连涌现，与“现实主义文学热”交集融汇，形成了新的文艺气象，也向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思考。如“朦胧诗”的兴起与“三个崛起”论的出现，引导了文艺创作与评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虽然当时的讨论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仍然以巨大的冲击力更新了人们对审美本质的认识，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清除了理论障碍。与此同时，学界也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图谱中围绕文艺评论进行创新性地阐发，其标志性理论创新就是“把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以及1859 年就《济金根》问题致拉萨尔的信中所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阐释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力图通过这种追本溯源的方式来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向度与价值取向”。[10]这可谓是文艺评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1983年3月16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把相关讨论推向高潮，虽然引起一些争议，但关于人道主义讨论等思想解放的理论热情仍得以继续释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各界观念林立，方法盛行，理论话题不断转换，文艺界也掀起人性论、主体论、本体论、系统论、价值论等学术争鸣。尤其是1985年被称为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年”，方法论热达到高潮，文艺评论在理论上走向具体观念的创新建构。这些争鸣与讨论为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法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为文艺评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表现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投身文艺评论，以学术理论为根基的学院批评开始兴起，并渐渐发展壮大，成为文艺评论的主流。然而，热潮之下有些人对理论的消化吸收不够完全，也存在一些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现象。特别令人反思的是，一些错误思潮随着激荡的时代风气开始蔓延泛滥，尤其是大量西方文艺评论术语被极力强调和滥用，一些人完全否定文艺评论的政治性，否定当时文艺评论的所有政治表达。这股错误思潮一度引发了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趋于紧张，文艺评论界随之发生了分歧。“一方面，有的文艺批评家为自由化思潮推波助澜，充当着超出批评范围的极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富有责任感的文艺批评家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11]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消除了杂音，把正了方向，再次统一了全社会的认识。文艺评论也在反思中重新找准位置，厘清了与政治的关系，走上更加理性有序的发展道路。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评论一开始力求将基本标准建立在文艺的艺术标准上，试图弱化政治标准，脱离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然而，在与政治反复博弈之后，文艺评论的政治性终究是不能被剥离和忽视的存在。“现实本身其实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坚持社会责任和代言身份的作家，自然要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来赋予现实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12]作家与作品不可能脱离现实，即使标举个人化、独立性、“纯文学”，这仍然是一种政治表态。于是，到20世纪末，回归理性的文艺评论出现了重返意识形态的转向，并走向文化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开始潜心研究“文学政治学”“艺术政治学”“文艺政治学”，重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此时，文艺评论界逐渐达成共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13](p247)正如《延安讲话》中所说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形式的文艺评论都无法回避政治因素的影响，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艺评论中政治始终在场。这一共识的达成，一方面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论的理论建构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丰富和完善，有了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人们对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世界思潮有一定关系。“20世纪被形容为‘批评的时代’，批评家的阐释拥有令人瞩目的思想能量。许多阐释甚至汇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14]象征主义、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批评流派兴起并传入中国，助推中国文艺评论在理论上的新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文艺评论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面对商品化浪潮的席卷和消费文化的侵入，文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尖锐，文艺评论一度失去了思想的锋芒，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大行其道，严重损害了文艺评论的声誉和价值。对这一病态现象的批判不绝于耳，然而现实中的文艺评论始终难以抵抗市场的冲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行其道，媚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不断冲击着文艺评论的立场与原则，把文艺评论变成赚钱、享乐的工具。一些学者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后，也进一步确认了文艺评论重新政治化的必要性：“文艺与政治的系统性交织和渗透的更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它们在人性和历史大系统中共在并存，因此必然要以人性和历史为根本中介而相互影响。”[15](p7)“我们今天重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表明文艺与政治不可能是绝缘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作家的公民意识，使文艺重新回到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正道上来，从而使文艺通过参与社会变革、推进社会进步来实现自己存在的真正的价值。”[16]文艺评论的重新政治化正是对错误思潮的理性反拨，体现了对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抵制和纠偏，对政治也有校正和调节的作用。而政治所体现的理性因素，提示着人们警惕并反思文艺现象中的内在政治品格的消解、娱乐霸权及其负面作用。与政治的和解，为文艺评论打开了巨大的文化空间，使得文艺评论走向多元和丰富。从这一时期开始，文艺评论的理论生产有了显著突破和进展，广泛吸收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下全面认识文艺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一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延续至今，为文艺评论不断开拓新局面持续提供能量。三、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导向党的十八大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了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艺界肩负着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使命。对于文艺评论而言，构建自成一格的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2014年5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正式成立。同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次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发布。近年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等重要场合都对文艺评论做了重要指示，明确了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要求。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将文艺工作提到了新高度，为文艺评论创造了良好环境，也显示了文艺评论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的新定位。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强调，也是源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域特别是文艺界暴露了不少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文艺讲话》)概括，就是文艺工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17](p10)这些问题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多元化发展后就出现的，虽然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和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和扭转。随着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变化，文艺评论的纷繁乱象甚至对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些乱象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一些优秀的有理论深度的文艺批评总是被淹没于众多话语鼓噪声中，而难以起到引导的作用；另一种是文艺批评的较高形态与较低形态总因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难以出现文艺批评的更高形态取代较低形态的趋势或局面。”[18]针对文艺的症结，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讲话》重申了文艺创作的人民取向，再次强调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以政治的话语权力激发文艺界的正能量，发挥好文化的教化功能和价值引领作用。文艺评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17](p33-34)这些具体指示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延安讲话》精神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对文艺评论的政治性尤其是人民性的重新理解和阐释。沿着这一方向，文艺重新发现“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根本价值取向得以有效转换为文艺学知识域创新知识命题，使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具体化为文艺的人民本体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过程中具有本体价值意义的命题建构”。[19]近年来，文艺界和学术界也展现了理论自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上围绕文艺评论与政治进行深入探讨，显示出文艺评论与政治新的重整与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论的自洽性。这种自洽性在价值观念、人文关怀、社会表现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展示出新的价值向度和理论自觉。在新时代背景下，文艺评论出现了重新政治化的良性发展。但是，此时文艺评论的重新政治化与20世纪末的政治化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类似在于都体现了文艺评论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担当，也都是对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理性干预；不同则在于因时代变化而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责任，需要文艺评论发挥积极作用，重新整合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科技的日新月异给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也给文艺评论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当今社会结构空前多元、复杂、立体，价值空间空前多样、动态、敏感，社会意识形态空前活跃、繁荣、丰富。尤其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政治因素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去，在传媒社交、娱乐休闲、商业消费甚至衣食住行中无处不在。并且，消费文化和工具理性也给文学艺术造成了本质上的伤害。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艺作品，必然潜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些都意味着当今文艺评论所承担的任务远比20世纪末更为复杂：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尚未调整到位，文艺与科技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文艺评论需要处理更加纷繁复杂的关系，保持独立的品格。从这方面来看，寻求政治、经济、科技和文艺之间的平衡成了文艺评论新的时代任务，而适时加强政治化则是寻求平衡的有效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表达与传播变得快速又便捷，这引发了大众对评论的热情。具有群众性的网络评论、新媒体评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已成为引领舆论的重要形式；微信、微博、贴吧、弹幕等新型话语交流方式影响了评论的文体和方式，甚至对原本居于主流的学院评论造成了一定冲击。这些网络新媒体评论中包含了大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达，这就使得当今文艺评论必须重视新的评论形式，在新的文化领域中掌握文化领导权。而这种重视正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的强调。重视网络新媒体等新渠道所表达出来的人民的声音，重视其中个体的微观的政治诉求，就必须积极利用这些新渠道向人民传达新时代的文艺精神。“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7](p15)《文艺讲话》在《延安讲话》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突出了文艺评论的政治导向，深化了人民的概念。这一政治指示很快在文艺界得到了广泛落实，各省市相继成立了文艺评论家协会，各种文艺评论家的培训交流活动广泛开展，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多元化文艺评论平台不断推出，一些学院批评也纷纷通过新媒体建设打造新阵地。而对文艺评论乱象的治理也同时展开，尤其是网络造谣、虚假数据和“水军”等现象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有效扼制。可以说，新时代文艺评论在平台和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均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政治与文艺评论良性互动的结果。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已成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理论共识，面向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追求和使命感，构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日渐成为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共识。不少学者纷纷提出，要“重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多元文艺批评体系”，[4]“加强本土话语体系建设，建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进而使之在世界领域内发出强健的声音”。[20]对本土化和中国立场的强调，显示了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的崛起，也显示了中国文艺评论正在开启具有自我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四、小结从《延安讲话》到《文艺讲话》，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发展脉络清晰。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和重大政策调整，都给文艺评论带来鲜明的时代烙印。文艺评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缘于二者长期的互相博弈、互相促进。但从大的方向来看，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始终以《延安讲话》精神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以“政治的”和“艺术的”为文艺评论的两个基本标准。可以说，以“人民性”为主体的政治性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不变的内在特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取得辉煌成就，文艺评论也走向理性与繁荣，其与政治的关系也不断良性发展。如今，社会各界对文艺评论的政治性的认识已渐趋一致，政治引领下的文艺评论迅速回归“人民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体现了二者的良性互动。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文艺评论的政治性是客观存在的。当代文艺评论的每一场重要讨论与争鸣，每一次重大创新与突破，都离不开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政治发展。文艺评论与政治的良性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今天构建一个符合新时代文艺发展要求的多元文艺评论体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新时代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观念创新、范式变迁和话语建构，要求文艺评论必须以有创新有担当的理论锐气和文化面貌来阐释中国文艺实践，并赋予文艺评论承担重振中国声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伟大使命。这一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适应，也给了文艺评论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参考文献：[1]周 扬.新的人民的文艺[A].王 尧，林建法主编，郭冰茹等编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第1卷)[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2]周 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N].河北日报，1958-08-22.[3]贺昌盛，黄云霞.现代中国文学的“形式”建构——“心灵”止于“世界”的“赋形”问题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40-48.[4]丁 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J].文艺研究，2015(10)：5.[5]刘方喜.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七十年文论问题域的演进[J].中国文学批评，2019(3)：6.[6]庞井君，胡一峰.构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学论纲——以若干核心概念的辨析为中心[J].艺术百家，2016(6)：17.[7]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A].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刘方喜.错位与化解：40年文论三次转向的反思[J].社会科学辑刊，2019(1)：11.[9]陈晓明.文学观念与话语的解放——略论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1)：24.[10]张永清.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在场”[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121.[11]李明泉.走向理性与繁荣的文艺批评——当代文艺批评的回顾与展望[J].当代文坛，2002(2)：7.[12]洪子诚.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2)：67-68.[13]〔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刘 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4]南 帆.文学批评：开放的解读及其边界[J].东南学术，2019(5)：96.[15]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16]王元骧.重审文艺与政治[J].学术月刊.2009(10)：104.[1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A].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18]李明军.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学的发展与建构[J].文艺争鸣，2016(9)：107.[19]王列生.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研究[J].文艺研究，2018(4)：11.[20]马 琳.在文化自信中建构本土评论话语体系——第二届中国文艺评论年会综述[J].中国文艺评论.2017(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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